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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前环保局长戴备军落马 情妇垄断工程订单

[作者:伊星  来源:新浪sina  时间:2009-6-18 下午 10:06:45  阅读:2122次] RSS订阅[字体:字体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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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前环保局长戴备军落马情妇垄断工程订单
资料图片:戴备军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腐败,而是一张网。

  6月16日,浙江省前环保局局长戴备军案由浙江省纪委移送检察机关,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新华社通稿称,戴备军在担任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局长等职务期间,犯有滥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物等严重违反党纪、政纪的错误。浙江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戴备军开除党籍处分和行政开除处分;对其触犯刑律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记者从多个浙江省公检人士处了解到,戴备军目前查实的涉嫌受贿数额为“三百万元左右”,其情妇张琰对其行贿金额在70万-80万元左右,而张也就是戴案中所指的特殊关系人。在其案发之前已被纪委控制,并和戴备军被并案移送。

  消息源指出,张琰控制了一家名为浙江弘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弘申)的IT公司,借助戴备军的力量及由其纠结的关系网,几乎垄断了浙江“环保系统信息化工程”三年的订单。除此外,该公司在浙江省环保及多个领域的信息建设工程项目中多有涉足。

  资料显示,浙江弘申曾名列“2008浙商最具投资价值企业榜单”的榜首,其2007年销售收入达8562万元,利润增长率达到惊人的711%。

  自从2008年以来,浙江环保猛刮“反腐旋风”。杭州、湖州、宁波、温州、台州等多个地区查出环保窝案,杭州更是爆出建国以来最大的环保系统腐败案,涉案人员多达90余名。

  而由戴案引发的风波也一直影响到浙江省环保厅的处级干部。据该系统一位处级官员介绍,已有数位重要处室的负责人被纪委约谈,且有部分处室官员已悄悄“易人”。

  浙江省环保厅人士说,戴案只是一个个案,不会影响到该系统的环保工作推进。目前浙江环保系统正努力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的多赢。

  浙江弘申:4年中标22项

  2008年12月中旬,59岁的戴备军突然被“双规”。

  彼时,他刚从环保局长任上“退居二线”近一年,担任浙江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2009年1月的浙江省两会上,浙江省政协正式宣布对其“涉嫌违纪被立案调查,免去职务”的决定。

  据新华社发稿称,戴备军的违纪行为主要发生在担任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局长任内。多个消息源指出,戴备军的落马,与张琰及浙江弘申所开展的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该公司创立于2004年4月,是专业从事电子政务系统集成、环保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和信息安全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彼时,戴备军结束了四年的技监局长职务,刚刚到任浙江环保局局长一职。

  浙江弘申网站显示,“目前,弘申公司已经在各级政府和部委办局中全面展开业务,承接了多项省级大型电子政务项目、大型安全集成服务工程和省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产品和服务已经覆盖浙江及周边省市,在各级环保、党委、检察、监狱等行业系统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据截至2009年4月的工商资料,浙江弘申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共有两个自然人股东,分别是张复新和郑杰,法定代表人为喻晖。其中,张复新占股比例75.5%,郑杰占股24.5%。

  据记者了解,这些自然人股东均和张琰是亲属关系。

  据数位知情人士称,戴张两人的交集就出现在2004年前后。戴本人患有糖尿病,在治疗期间经人介绍,结识了张琰。

  张琰,桐庐人,曾有本地媒体誉其为“杭州IT美女”。原先在西湖边的望湖宾馆当过大堂经理,“社交能力较强”。

  1997年,张琰从杭州大学经管学院毕业。毕业之后加入当时在杭州金融证券领域颇有名气的杭州新利。

  两年之后,张琰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从这家名为浙江众新科技的公司开始,张琰便进入了政府采购的信息化领域,其与行政资源之间的“社交能力”崭露头角。

  据一位浙江地方环保人士称,在结识戴备军之后,张琰经常跟随戴备军去各地市视察。

  从戴到任到离任的4年间,在浙江省采购中心网站上,一共可以查找到的“弘申”的中标信息共22项,中标段资金从16.9万到1986万(含三家)不等。

  这些项目包括“浙江省企业环境信用信息平台项目”、“浙江省环保局数据库与集成项目ZZCG2006EGK”、“杭州市环境信息中心环境监控中心建设项目”等等,大部分项目都是来自于浙江环保系统和卫生系统,总金额高达数千万元。

  这些招投标中,拥有极强行政资源的浙江弘申“如入无人之境”。

  “竞标的时候,弘申就放话说,你们根本不用来了。”一位曾经与弘申一起投标的浙江某信息公司负责人之一对本报记者说,他们在未投标前就被弘申告知,结果已定,招投标过程仅仅只有“走过场”的作用。

  据本报记者了解,上述项目是弘申公司拿下的“污染源监控”相关项目。当时投标的单位一共有三家,分别是浙江信雅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雅达)、浙江弘申和浙江大学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快威)。

  据该参加投标的公司负责人称,在评标委员会的名单中,一共有7人,分别来自于浙江省政府采购中心和环保局。

  不寻常的代理企业

  事实上,浙江弘申拥有的资源并不仅仅是被运用在招投标项目上。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动用部分行政资源为自己的产品开路。

  2006年11月,浙江省环境保护局下达浙环函[2006]297号《关于推荐全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主要仪器设备名录(第一批)的通知》。

  在这份《通知》中,被推荐的产品,只有浙江弘申和浙江环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环茂”)两家在浙江省内独家代理的产品。

  《通知》同时明确“设备购置经费由县市环保局向企业收取,由省里统一购买并给予一定补贴”,对未按要求的,“省局不予补贴,同时暂停安排所在县的其他环保专项补助资金”。

  工商资料显示,浙江环茂亦是浙江弘申和浙江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环科院)合资的企业。其中浙江环科院投资180万元,占股36%,浙江弘申投资175万元,占股35%。另有一家同样由张琰间接控制的招投标代理公司和两家来自上海的投资管理公司是其小股东,分别占股4%、10%和8.88%。

  这样的股份结构源自浙江环科院的改制。公开资料显示,从2005年开始,浙江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频频进行对外投资,成立了“浙江环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环茂”等数家引入民间资本的“有限公司”。由于头顶环科院的招牌,这些公司的名号在很多地方环保部门眼中,仍是浙江环保系统直属管理的企业单位。

  “这是环科院改制过程中的问题。”接受本报采访时,浙江环科院相关人士承认。

  根据记者统计,到2008年5月,在浙江1452家重点污染企业中,有1352家企业与“浙江环茂”签订了合同。另有近400家不在1452工程建设计划之列的企业也与“浙江环茂”签订了协议。

  一位浙江省从事信息化的人士说,由于信息化公司一般都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技术,所以经常需要合作“接源代码”来接业务,而这个特点所相关的一个财税政策就是,所有信息化公司之间的技贸合同是免税的。“现在这个特点被很多公司利用”。

  “这样就很方便,只要签一个简单的技贸合同,就可以把环茂名义接的项目,转包给弘申。”上述人士说。

  当时,有一个地市的环保系统抵制了这种推荐,没有全部采用弘申和环茂的产品。据一位当时参会的环保系统人士称,戴备军直接在省级环保大会一再反问说,“你们不想被省里统一管理信息,是不是背后有自己的利益?是不是要查查有没有经济问题?”

  对于各个环保企业而言,相关的环保评估和环保补贴也都掌握在环保主管部门手中。

  本报记者获知,每年浙江省信息厅、科技厅、杭州市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等多个相关部门,都是下发一个项目补贴方案。各信息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经营情况申请,一般有自主研发项目的优秀企业,会得到一定的补贴,补贴最大的额度在200万-300万之间。

  “这里面也有些学问,比如政府推荐名录虽然不是强制购买的,但如果你这个企业没有购买,就担心会不会在这个补贴环节被‘穿小鞋’。”一位浙江从事了40余年的环保专家说。

  “钥匙效应”和“59岁”现象

  “市场化求解”本是浙江省面对环保资金短缺的“利剑”。2003年开始,浙江确定建设生态省的目标,新华社报道称,此后浙江省的各级行政主管部门逐渐向民间资本开放了环保这个原先一直由政府垄断的公用事业。

  但在开放的同时,地方环保部门仍手握环保专项资金的生杀大权,双重身份的扮演,使“权力寻租”有了一定程度的操作空间。

  而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在过去几年中,随着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环保局这个曾经的“冷衙门”开始变得炙手可热,尤其是“环保一票否决”和“环评准入”等制度成为显性条件后,环保系统的“关卡”效应开始显现出来。

  但这个系统至今仍然没有实现垂直管理,地方环保局的人事权和财政权仍然归地方政府管理,这就使得地方环保“一把手”变成地方政经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们沿袭着国家政策对环保领域的倾斜力度,而且还享受着本土一些“土政策”带来的权力空间——当地纪检和检察部门一直对此空间持有高度警惕,并在制度设计上有多种机制防止腐败,但一旦官员自身出现“寻租”欲望,机制上的反应往往只能体现在事后追究上。

  国家环保部的一位官员说,这就是所谓的“钥匙效应”——国家和地方资源统一在一个出口上,“一把手”掌握着市场和政策对接的钥匙,正则合力为环保,负则成为权力变现的通道。

  很明显,张琰发现了这把“钥匙”的微妙之处。

  而更重要的是,戴备军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一定的需求空间。资料显示,戴备军上任时已经55岁,按照惯例,这是他仕途的最后一站。2008年,戴59岁时退居二线。此后不久,案发。

  “这属于典型的59岁现象,”接近此事的法律方面人士评价说,“戴这样一个靠自己奋斗上来的官员,尤其容易在临近退休的时候,对手里的权力把握不住,想想自己也到顶了,后面的事情需要做一些‘安排’,最后出事了。”(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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